Friday, September 7, 2018

墨西哥重回正轨

据美联社报道,由于 猪流感(又称A流感)的爆发,墨西哥本周开始为期五天的全国休整,以期尽快回复到基本正常秩序。与此同时,巴西和阿根廷分别证实了两国的首例流感病例。至今病毒已传播至26个国家,死亡46人,超过2350人被感染。

墨西哥全国的餐厅、电影院、酒吧和其他商店从本周四起恢复营业。学生近两周首次回到学校上课。当局还表示球迷们可以到现场观看本周末的足球比赛,这意味着球队不用在空无一人的体育场闭门比赛了。

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称,如流感演变成持续两年之久大规模疫情,那么全世界将有1/3的人,即大约20亿人可能感染病毒。独立学者根据以往疫情发展情况,对该评估表示认同。但他们指出,许多人将不会表现出任何症状。

慢性疾病患者、老年人和年幼的小孩是可能感染由流感引发严重疾病的高危人群。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感染病毒的年轻成年人已经迅速康复。

亚洲卫生官员说,亚洲必须继续保持警惕,加强合作研制疫苗,并增加抗病毒药物的储存。迄今为止,除了韩国和香港公布了确诊病例,其余亚洲国家均幸免于病毒的传播。
据《科学》杂志援引一项发表于《  》的总结性研究成果显示,随着人口数量上升,生活在加勒比海域珊瑚礁的鲨鱼、梭鱼和其他大型掠食性鱼类正在消失,从而威胁该区域的海洋食物网,并最终危及珊瑚礁自身以及地区渔业。这项由一位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研究人员进行的研究,详尽记录了这一海洋生态模式。

在加勒比海域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在近几十年来一直发现大型掠食性鱼类数量的下降。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海岸和海洋实验室的克里斯•斯托林斯检查了取自22国水域的20种掠食性鱼,从而发现了关于此问题的更多细节,并将之放置于更大的地理范围内。

斯托林斯说:“我发现拥有珊瑚礁的国家中,如果人口较多,相反则大型鱼类较少。因为随着人口数量的上升,他们对海产品的需求量也随之上升。渔民通常情况下先捕捞大型鱼类,当大鱼被补尽时就会转而捕捞较小的鱼类。在一些人口稠密的区域,我发现掠食性鱼类已经所剩不多。”

斯托林斯表示,尽管包括珊瑚礁栖息地丧失在内,很多因素均可造成这一现象,然而经过仔细探寻,数据显示造成加勒比海域大型鱼类消亡的罪魁祸首极有可能是过度捕捞。他提到:“预测这种损失带来的后果是困难的,因为捕食关系的互动非常复杂 …… 大规模转向捕捞较小掠食鱼类会产生令人震惊并不可预测的后果。”

斯托林斯认为,由于世界近一半人口生活在近海岸线区域,并且世界总人口在不断攀升,对海产蛋白质的需求也会增加。他补充到,想要满足这些需求,同时又保存健康的珊瑚礁也许将需要多重战略。
据英国《卫报》报道,中国已准备好放弃对限制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抵制,并期望能达成一份对抗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卫报》援引本周会见了北京高层官员的英国气候变化部部长艾德·米利班的说法指出,中国已做好了同发达国家在后2012协定问题上“做生意”的准备。

米利班说去年年末以来中国国家领导的态度转变使他很受鼓舞。他对英国《卫报》表示:“我认为中国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他们给我留下一种深刻的印象:他们想要达成协议。他们看到了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并认识到世界正向低碳经济发展的趋势,同时也看出了随之而来的经济机会。”

尽管中国官方的谈判立场并未改变,但外界认为中国政府正着手建立一系列截止2020年和2020年后的目标来降低它的“碳密集度”。这意味着降低每单位的经济增长所需的碳排放量。

中国立场的转变将使得十二月的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一份新的关于谈排放量的国际协定的机会大大增加。由于中国和美国的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加起来占全世界的40%以上,没有中国和美国的参与就无法达成任何协议。

Saturday, September 1, 2018

美国百万电动车计划寄希望于中国的廉价电池

加州州长埃德蒙·布朗( )率百余企业家来华,期待未来从中国买到便宜的车用电池。
过去两天里,加州州长埃德蒙·布朗率领百余企业家,在中国进行了一系列访问活动。他们拜会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中国商务部进行了座谈,在清华大学举行能源创新与低碳发展对话,赴上海考察新能源公交车等项目。
 
按照随行的加州能源委员会主席鲍勃·温斯米勒( 所说,加州将大力推动热电联产、可再生能源,“从立法层面提出这些要求,从而带来全面革新。”以更小型的电网实现更灵活的电力储存和调配,推动电动汽车、生物质能源,加强碳交易和碳税机制,将建立集中的电池研发中心,汇集相关企业,以期尽快降低车用电池的成本。
他特别提及在中国领先研发新能源汽车的民营企业——比亚迪,表示欢迎中国电池商去加州。
 
 “加州未来需要的100万辆电动车,取决于中国人造出更便宜的好电池。”4月11日,布朗州长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说出了加州访问团对中国最核心的期待。
 
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中心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对中外对话说:一方面,加州的装备希望在中国寻求市场的突破,另一方面,就像中国为苹果公司提供了巨大的车间、有效减低了其生产成本,在车用电池方面,加州自身拥有硅谷的创新企业和技术能力,但是期待中国提供廉价劳动力、宽松的环境要求。同样的产品,在美国制造和在中国制造,其成本是不可比的。
鲍勃·温斯米勒对中外对话说:“加州要积极创设各种条件,把新能源汽车的动力成本降低。我们要依靠大型机动车,在旧金山港运送货物,因此新能源驱动的卡车,也是此行的重点考察对象之一。”
 
李俊峰说,加州曾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新能源车发展路线——给高档跑车装上电池,将其更新为电力驱动。好莱坞的明星们为了显示其低碳环保,纷纷购买这种汽车。汽车制造商、电池制造商都有得赚,开车的人还挺满意,一举多得。反之,如果一味降低成本,往往要依靠更多的政府补贴,大众车型的消费者本来就对价格敏感,万一技术上出现一点问题,就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相比而言,不如在高端车市场上先行一步。一辆豪华跑车的价格多加几十万,对买家来说不算什么,但要是加在普通汽车上就很难卖出去了。
 
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何建坤教授对中外对话说:加州州长此行有一百余名企业家同行,他们各有关切,首要目标是在清洁发展领域和中国建立更积极的合作意向。
 
作为美国经济总量最大的州,加州汇聚了全美华人华侨人口中的三分之一,同时是在美国率先通过立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州。加州温室气体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是全美减排力度最大的强制性交易体系。
在中国目前最受关注的空气污染问题上,加州也有自己的困扰。鲍勃·温斯米勒说:“在加州一些地区,儿童的哮喘病很厉害。”
 
他对中外对话表示:“这些挑战不是哪个国家或地区单独面对的,而是大家共同面对的

Monday, August 27, 2018

全球遏制非法采伐进度放缓 中国难辞其咎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木制品进口国和消费国。其蓬勃发展的国内市场是进口增长的主要原因,该国目前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木材加工中心。2013年,中国进口木材产品9400万立方米,比2000年增长了两倍以上,出口5300万立方米,几乎是13年前的5倍。

全球需求的这一变化必然导致供应模式的转变。来自查塔姆研究所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9个主要生产国的木材出口从2000年到2013年几乎增长了两倍,达到了3200万立方米,对华总出口量从2000年的10%提高到了目前的23%。

这些变化不仅关系到中国及其供应国,还对全球市场造成了巨大冲击。最重要的是,中国重要性的提升意味着欧美等“敏感市场”对生产国来说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要,其政策的影响力也在减弱。

例如,2000年到2013年,加纳对欧美的出口比例从75%下降到了35%,而对华出口比例则由1%升至20%。同期,喀麦隆对欧洲的出口比例从70%下降到了40%,而对华出口比例则由5%升至40%。

中国对进口的控制不像大多数西方国家那样严格,对可持续采购的激励机制也十分有限。这导致全球遏制非法采伐的进展正在放缓。实际上,2000年到2013年间,10个主要木料加工和消费国的非法木材进口总量增长了1千万立方米,达到了6千万立方米,增长额近8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496.4亿元。

所有这些增长的非法进口几乎都来自中国,其非法进口总量在这段时期里几乎翻了一番。印度和越南的非法木材进口也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而其他受到调查的国家进口量不是持平就是出现了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时期,几乎所有国家非法交易的比例都出现了下降,包括中国,其非法进口比例从26%下降到了17%。

作为世界加工中心,中国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也在影响其他消费国的非法进口水平。根据查塔姆研究所的研究,2000年到2013年间,中国向7个主要消费国出口的非法产品总量增长了一倍以上。英国和美国尤其明显,在这两个国家,中国非法产品的进口总量超过了60%。

产品交易类型的比例也发生了转变。中国目前大量进口未加工木材,出口嵌板、细木工制品和家具等制成品。这与其他一些转变因素混合在一起,让木材合法性的追踪确认变得愈加困难。

以上强调的这些趋势说明,中国需要做出更多努力,解决非法木材进口问题,其他希望进行改革的国家也需要帮助中国认清其日益增长的责任。

公正地说,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包括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国内企业的可持续认证等,具体请参见中外对话早先一篇博文。不过,这些措施大部分都是自愿的,中国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仍然落后于其他重要木材进口国。最重要的是,中国既没有禁止进口非法木材产品的法律,也没有国家层面的行动计划。

为缩小差距,政府应完成并落实目前正在计划中的国家木材合法性检验系统。此外,中国还需要强化自身的采购政策,加强对企业的培训,指导它们如何避免进口非法木材。欧洲和美国的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功,可以供中国借鉴。

中国应继续推动可持续的木制品贸易和投资,并提高公众意识,以增加获得合法验证产品的需求。

通过与国际伙伴合作,鼓励东盟等地区组织重视这个问题,并将其提上20国集团的议事日程,中国可以成为解决非法采伐的排头兵。在这个重要的国际峰会年里,这也可以推动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和整体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进展,为全球带来益处。

Thursday, August 16, 2018

“我去大陆工作,不代表我不爱台湾” 中国对台软策略是否见成效

中国大陆国台办8月初宣布,台湾居民到大陆工作,不需要再办理专门的“台港澳人员就业证”,简化了台湾人到大陆工作的程序,被视为大陆拉拢台湾人的最新举措。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这项措施将逐步为台湾居民在学习、就业、创业和生活上,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待遇”,而台籍工人失业时也可在当地按规定进行失业登记,享受公共就业服务。
这项措施可能会吸引更多台湾年轻人前往大陆工作,造成台湾人才流失,台湾陆委会表明会强化台湾“留才机制”,反制陆方。
有在北京工作的台湾人接受BBC中文采访时表示,到大陆工作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机遇,但这只是中短期的个人考量,不会轻易改变自己对台湾的认同感,或是变得支持大陆的想法。
多名台湾学者对BBC中文表示,台湾这项新措施可被视为“惠台31条”的延伸,是大陆“统战的软策略”之一,统战层面从透过行业,延伸到从个人入手。而此项措施是由大陆单方面宣布,亦突显大陆目前绕过台湾当局的对台政策,对台湾以至两岸关系也不一定是好事。
过去,台湾居民如欲赴台工作,需要花几个月办理证件,提供体检、暂住证、在职证明等资料,去申请就业证,这样增加了大陆企业雇用台湾人的成本,亦会因此引发一些劳资问题,所以台商一直倡议希望取消就业证。
24岁的台湾人Q小姐(受访者要求化名),在台湾的大学毕业后到英国进修,之后从事翻译工作,但她坦言,台湾的市场容纳不到这么多翻译员,而且北京薪水也比台湾好,所以她到北京寻找工作。
不过,过程并不是这么顺利,她在今年3月找到第一份工作,公司不愿意帮她申请就业证,但没有就业证则没有保障,所以她辞工去找另外一份工作。
这家新公司愿意协助她申请就业证,但过程波折重重,流程十分繁复,花了3至4个月才办到就业证。她认为如果台籍劳工不用申请就业证,对大陆的小公司会有很大的帮助,而对台籍员工也好有处,因为她听说,一些大陆企业,会以要申请就业证为由,压低台湾员工的薪水。
在北京工作的Q小姐不认为自己在大陆工作会被同化,或是变得十分支持大陆。
“我还是很相信台湾的自由与开放。”
她坦言到北京前已做好准备,购买价钱较高的VPN来“翻墙”上网。她说自己经常用社交媒体,看网飞(Netflix),和收听BBC的节目,“不能接受没有这些东西的生活,如果没有的话,生活好像少了一部分”。
她目前没有经历过完全不能“翻墙”的日子,但如果真的这样,她说:“那就完了,那就只能发朋友圈了,希望那天不要来,否则真的会崩溃。”
“在台湾,我们这一代人是天然独,我觉得台湾就是台湾,但我在这边避免讨论这个问题,不想惹上麻烦,我觉得我仍然非常爱我的家乡、非常爱台湾,”她说,“我一直希望有一天,等我更有能力时,我还是希望回到台湾,或是为台湾做特别的事情。”
大陆此次宣布的措施被指是尝试拉拢台湾民众,但这可能只是大陆的一厢情愿。
美国华府台美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陈以信对BBC中文说,大陆的所谓“惠台”政策,不能够有效地拉拢民心,因为他们是从统治者阶层,由上而下地猜度民意,欠缺一种客观科学的工具。
“大陆提到民心时,只是统治者自己的想象,缺乏事实基础,”他说,“北京当局或许看到愈来愈多台湾人到大陆就心满意足,但结果就是愈来愈多台湾人,身在曹营心在汉,愈了解大陆,愈讨厌大陆,这是大陆对台政策上最大的一个盲点。”
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兆年接受BBC中文采访时,用“面包”与“爱情”来比喻台湾人到大陆工作的考量。一方面,大陆提供更多的“面包”去吸引台湾人去大陆,但台湾民主自由的“爱情”或许能令台湾人放弃这个“威权制度”的面包。
他举例,大陆学府尝试邀请台湾年轻学者到大陆工作,台湾学者一般会要求比台湾高很多的待遇条件,因为他们留在台湾,本来可以享受自由的学术环境──这是钱买不到的事情。
他对记者说,近年香港想移民到台湾的人数上升,并非因为台湾“面包不是特别大”,但是因为中国因素下,香港人受到台湾自由民主的土壤吸引,台湾人应该珍惜自己这种软实力。
不过,持续的人才流向大陆,也为台湾当局所警惕。台湾陆委会认为,陆方不断出招吸引台方的技术人才是有“政治意图”,台湾政府会持续强化台湾留才机制,反制陆方。
Q小姐表示,台湾人才流失不单是流向大陆,很多台湾人也去欧美、日本工作,她指整个社会氛围,让年轻人看不到前境、看不出台湾公司会善待员工。
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认为,台湾政府确实要考虑如何吸引台湾年轻人留在台湾的问题,特别是年轻人面临工时过长、薪资结构低迷的问题。
“改善台湾投资环境,让年轻人留在台湾,不单是因为这是他们的家乡,也是一个有希望的环境,这个很重要,”张说。
他认为,政府要向前往大陆工作的台湾民众解释,在大陆投资工作的风险。
淡江大学学者黄兆年认为,台湾必须思考如何把自己的产业与就业机会做好,他认为台湾当局推出的5+2产业创新计划,也是考虑把台湾的产业结构转型。
前国民党发言人陈以信认为,台湾人才流失是民进党政府的责任,因为政府无法促进经济自由化、国际化,而民进党尝试推动把大陆排除在外的经济自由化,也不容易成功,就算现在强调要强化留才机制,也只是很表面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民进党政府提出的产业转型计划成效有多少?仍然有待观察。
目前到底有多少台湾人在大陆工作?BBC中文无法取得官方数字,但一些保守估计,单是上海便有约50万名台湾商人、台籍干部及其眷属。而根据陆委会资料,2004年至2017年间,共有567名台湾人因为在大陆设有户籍或领用大陆护照而丧失台湾人身份。

Tuesday, August 14, 2018

专访吴国光:修宪后的中国与世界权力变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与许多人期盼的经济开放带动政治民主化相反,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一再滞后,政治改革也在1989年之后变得遥遥无期。今年3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一边倒的赞成票数,删除了国家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似乎让这种期盼彻底落空。
而十八大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过五年的反腐运动和严格的社会管控,顺利成为“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冠有他名字的思想在十九大被写入党章,修宪也为他继续掌权扫清了障碍。
在政治学者吴国光看来,十九大后,习近平的强势集权并未影响到国际舆论,很多国际资本家并不反感中国政府权力集中。但人大修宪把任期制废除后,国际舆论开始变得相当负面。
曾在体制内工作的吴国光长期关注中国政治及民主化进程。上世纪80年代后,他历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体制研讨小组办公室研究员、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在体制内工作期间,他参加了中共中央最高层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参与起草中共十三大报告。“六四”事件后,吴国光走上治学的道路,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尼曼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目前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担任政治系和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中国政治、政治经济学、全球化等。
一些宣扬“党内民主”的观点强调中共党代会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但吴国光在其英文著作 出,共产党确实借用了包括代表制、选举制和监督制等不少民主形式,但所有这些制度最终都服务于中共的威权主义政治。此书中文版《权力的剧场:中共党代会的制度操控》近期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吴国光将中共党代会视作“权力的剧场”。他在书中写道,党代会实际上从未有机会履行党章有所规定的宪法性权威,“事实上,党代会不能就确定政治纲领、修订党章、任命领导人等重大事项做出自己的决定,它不过是为在位领导人的相关决定背书。”修宪草案的通过为今年65岁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留任创造了法律基础,预示中国高压的政治环境和密不透风的社会控制或将在五年后持续。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的民主化是否还有希望?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市场化能否影响中国的政治走向?近日,吴国光接受了BBC中文记者的专访,分析修宪后该如何观察中国政治走势。
吴国光:第一个最明显的共通点就是从掌握军队权力开始,然后一步一步地掌握党的权力。十八大前中共高层的权力交接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制度化程度最高的阶段了。因为这种制度化,习近平可以在没有很强的权力基础的情况下,完全通过制度的方式在十八大上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一点他跟毛泽东非常不同。但是,成为最高领导人以后要巩固、加强自己的权力,习近平也是第一步抓军队,这个跟毛当年的路子是完全一样的。
第二,他们都非常重视思想、舆论和话语的权力。我们一般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掌握权力的过程中很重视组织系统,但是毛在七大以前,中央搞委员会,一个是中央宣传委员会一个是中央组织委员会,他当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不当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让刘少奇当。当时毛泽东就讲,只有掌握人的脑子这才是真正掌握了权力。习近平在这方面也在学毛,十九大以前他也做了努力,十九大的成果就是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毛确实能够超越他之前的中共领导人,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有一个全新的解读,毛确实是对共产党理论体系的形成有创见的。但是习没有,所以在这方面他虽然用的功夫蛮大,也得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说法,但实际上恐怕没有什么能够掌握共产党中高级干部的人心的新东西,更不要说掌握一般人的人心了,大家也不过就是跟着说一说这个词而已。
第三,就是在干部中的立威,毛是先用延安整风运动给你来文的,让你接受我的思想,但是最后要来一个武的,就是抢救运动,在党内形成威慑氛围。习当然就是通过反腐,但是毛比习有他的高明之处。毛霸道也有,王道也有,习在反腐中霸道是有,王道看不出来。
毛泽东在七大虽然确立了党的领袖地位,但是他面临党内很多的制衡。如果中国共产党是一家股份公司,毛在1945年控股,但是他可能只占百分之四十几的股份,或者顶多百分之五十一。到了十九大,我看习的控股,至少在名义上可能有百分之八十五。
吴国光: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一家股份公司,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巩固了权力、控股了,那么到了文革,毛要把中国共产党变成毛记公司,我个人判断习近平也要走这个路,要选接班人。
但是,即使习近平真选了一个接班人,我也怀疑习近平是不是真的要交班给他。毛也选刘少奇了,也选林彪了,但是那个时候他都没有真想交班给他们。习近平出生于1953年,2035年他是82岁(注:习近平曾在十九大上提出,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82岁的时候完全掌权,正式放弃所有的官方职位是在1989年镇压以后,当时都85岁了。所以如果习近平(掌权到)85岁,完全有先例可循。